文艺片的希望，不是靠跪出来的
如果市场因无利益缺乏动力，政府就应助一臂之力。国家电影专资办每年的分账是总票房的5%（以去年440亿算也有22亿），这些钱究竟哪去了？干嘛不拿出一部分支持艺术院线的建立？
“知道”（nz_zihdao）告诉你，中国文艺片的希望在哪里。
《百鸟朝凤》（电影剧照/图）
知名制片人方励在微博视频直播时，突然下跪磕头为导演吴天明的遗作《百鸟朝凤》求排片，这一幕触动了不少人的心，也引起了一定的争议。我们该如何评价这一下跪举动？
《百鸟朝凤》是一部文艺片。电影讲述的是，老一代唢呐艺人焦三爷是个外冷内热的老人，看起来严肃古板，其实心怀热血，他对唢呐这种“匠活”怀抱信念，始终坚守。然而在社会变革、民心浮躁的年代里，唢呐艺术遭到了西洋乐的强烈冲击，民众根基不断丧失，面对人才外流，唢呐该何去何从？《百鸟朝凤》是吴天明导演的绝唱之作，它既是吴天明对自身的写照，也体现了其对于艺术的深情。
有不少影评人认为影片三观陈旧、充满对乡土和传统的唯美化想象，是一种历史遗老遗少的心态。窃以为这样的评价是个误读，《百鸟朝凤》的结尾拯救了影片过程的“中庸”：师傅去世，师兄们没有再次齐聚，唢呐艺术最后没有入“非遗”……这说明了吴天明对于所有即将消逝的传统的、落伍的、与时代脱轨的事物，虽有悲惜之情，但无挽留之意。
年轻一代人或许对吴天明并不熟悉。他不仅是第四代导演的领衔人物——他执导的《老井》《变脸》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，他也是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伯乐，对于目前在电影界举足轻重的大导演张艺谋、黄建新、顾长卫，都有知遇之恩。因此，影片点映时，黄建新、贾樟柯、徐克、张一白挨个站台；首映礼上，谢飞、黄健中、陈凯歌、何平、管虎、张扬、李玉一字排开为影片造势；而为人一向低调的李安也特意为影片录制了视频，“没有他就没有第五代导演，没有第五代电影，也就没有现在电影这样的盛况”。
可遗憾的是，《百鸟朝凤》上映时却遭到市场的冷眼相对。首日排片只有1.9%，接着不断下滑，在0.6%左右徘徊，且绝大部分场次被安排冷门时间段，票房惨淡至极，上映一周票房仅154万，面临即将下映的危机。正因如此，制片人方励才有了下跪的这一举动。
有人质疑方励下跪是炒作，这样的说法笔者也很难苟同。方励本就是电影圈知名的“重文艺，轻资本”的制片人，他制作发行了一系列有口碑却严重亏本的文艺片，而这之前，方励与吴天明也不相识。在吴天明去世之后，早在2014年就剪辑完毕的《百鸟朝凤》一直没法上映，吴天明的女儿反复奔走，但很多发行方还是不愿意把钱投给这部“赚不了钱”的文艺片。直到遇到方励，他说，“一定要把这部电影推出去，哪怕头破血流，也要为了这部电影跟市场打一仗，让观众都看到吴天明导演这么好的一部作品，这样我们才对得起这位艺术家”。因此，他在激动和情急之下做出下跪的举动并非难以理解。
而下跪举动也确实起到了效果，不少院线和观众纷纷表示将支持《百鸟朝凤》。周六该片排片达到了3%，票房猛涨410%，单日成绩升至900万，而周日排映进一步增加至7.15%，累计票房突破了2500万。这样的成绩值得鼓励和呼吁，这是对一位对中国电影有卓越贡献的电影人最好的致敬。
如此优秀的导演、如此优秀的作品，作品无人发行，排片是靠“失去尊严”下跪求来的，让人深思与唏嘘。《百鸟朝凤》尚且如此，其他作品呢？我们不敢想象，假如《百鸟朝凤》不是吴天明而是不知名新导演的作品，假如《百鸟朝凤》没有得到电影届大佬的站台吆喝，那它的下场又会是如何呢？
这深刻折射了中国文艺片在市场夹缝中艰难求生、一贯尴尬的困境。《百鸟朝凤》的票房逆袭，丝毫没有减轻这一处境。
2016年4月20日，西安，方励与王珞丹出席电影《百鸟朝凤》首映会。（视觉中国/图）
2015年中国电影总票房突破了440亿，按此趋势，大约在两三年后，中国的票房规模将与世界电影“第一大票仓”美国基本持平，甚至在“十三五”期末有望成为“世界第一”。于是很多媒体纷纷大标题报道，中国已经是“电影强国”了。
可如果我们认真看下票房数据，就会明白，我们顶多只能算是“票房大国”。2015年中国电影虽风风火火，但文艺片却惨淡依旧，所有文艺片票房加起来满打满算似乎还不足三个亿。《山河故人》是贾樟柯从业以来最卖座的电影，但票房也仅2000万；《刺客聂隐娘》投资9000万，票房6000万；而一些小投资的文艺片则连院线都挤不进去……
这让人想起去年5月《闯入者》上映时导演王小帅的呼吁。《闯入者》在“五一”小长假上映，全国排片却在1%-3%之间徘徊。王小帅在微博上发声《我的观众，我知道你在哪里！》，直指电影进入市场机制上的不公平。在王小帅的预想中，《闯入者》能收获8%到10%的排片，可不料“排片量之少、排片场次之边缘”，简直是“事先张扬的谋杀案”。
为什么电影产业需要文艺片？为什么观众需要文艺片？这是因为成熟的电影产业，不仅仅是商业制作上的完善，还包括思想上的不断探索、艺术上的不断革新——而这是文艺片主要承担的功能。文艺片往往反类型化、有强烈的实验色彩、“深层次探讨人性、人生或内心”，它在技术革新、艺术探索等方面的努力能够反哺商业片乃至整个电影产业，提供变革的动力和方向。总而言之，商业与艺术共生并存，这才是两条腿走路。
但中国的文艺片显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，因此批评声四起。批评往往集中在两方面，一是大骂商业片，骂商业片导演，骂观众素质低。这样的批评者实际上是以“文艺片高人一等”的姿态自居，可笑且经不起推敲。
事实上，商业电影一点错都没有，没有商业电影的成熟和繁荣，电影产业不可能完善，市场不可能做大，文艺片不可能有生存空间。因为某种精英立场，我们常常以为通俗啊、商业啊、类型啊就是贬义词，可电影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娱乐，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商业片都比文艺片更受欢迎，这是常态，跟观众素质一点关系没有。因此，有不少支持《百鸟朝凤》的影评人，大骂同期上映的《美国队长3》和观众，这要么是影评水准太低，要么是作秀。
而另外一种批评声，则是典型的王小帅型的，骂院线没良心、没操守，其实这样的批评也是强人所难。
在许多国家，电影院常常是在某个不起眼的角落或者一排公寓楼里的某一栋，而我国的院线体系几乎都是大商场植入，你看看万达、金逸这些院线，哪个不是建在大商场里的，这是因为我们仍没有形成自觉的观影文化，必须依赖大商场的地段和人流。商场植入的模式，决定了院线的高地租成本，且这几年来中国票房总额虽不断刷新高，上座率却始终上不去，院线产出并没有增高。院线不是来做慈善的，为了生存和盈利，他们必然依靠大受众、挣快钱，用最势利的眼光去考量产品，自然地，他们便将有限的排片资源让给了受众面更广的商业片。因此排片低就骂院线也很没道理，就像做慈善值得赞赏，但不做慈善就骂人家没良心，这难道不也是一种道德绑架？
那么，文艺片的根本困境在哪？或许应归咎于我国艺术院线的缺失。
在欧美许多国家，除了商业院线以外，独立院线与艺术院线也是电影市场重要的组成部分。UCCA文化项目总监崔峤曾介绍，柏林人口仅400万，却有超过100家各具特色的艺术影院，“北京人口接近2000万，我觉得至少要有50至300家艺术影院才对，但我们远远低于欧洲国家的平均数量”，北京专门放映艺术电影的机构屈指可数。有了艺术院线，文艺片在宣发模式上也能形成一套成熟系统，独立影展、相对固定的观影人群、较长的放映周期等。
如此一来，便能够将关注、喜爱文艺片的观众都聚拢起来，这些观众虽小众分散，可聚拢起来却也可以形成一个庞大的观影数量。像贾樟柯的《山河故人》在法国就连续上映一个多月，即便只是在少数院线上映，排片和上座率也依旧坚挺，票房成绩颇为亮眼。
但在中国，我们没有艺术院线，自然也没有属于文艺片的发行模式，文艺片从立项到宣发，基本都是按照商业片的模式走。你说，你本来就小众的题材、小众的风格、基本为零的宣传，人家商业大片投资更大、风格更符合普罗大众口味、宣发成本就顶得好几部文艺片的拍摄成本，你怎么与别人竞争？因此，不客气地说，如果我们的院线结构并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，文艺片艰难而尴尬的生存境遇将始终持续，《百鸟朝凤》的票房可以跪出来，但文艺片的希望，不是靠跪能跪出来的。
在所有关于《百鸟朝凤》的讨论声中，徐峥是为数不多的明白人。他在微博上说，“高票房电影不是一无是处的。但电影产业发展到今天，艺术院线的建设迫在眉睫，通过拉长排期，设立艺术院线给文艺电影一定的空间，鼓励不以商业为目的的创作可以让文化多元发展。这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，不能每部片都下跪对吧？”
问题来了，如果市场因无利益缺乏动力，政府就应助一臂之力。国家电影专资办每年的分账是总票房的5%（以去年440亿算的话，也有22亿吧），这些钱究竟哪去了？干嘛不拿出一部分支持艺术院线的建立？
如同《闯入者》的英文“ Red Amnesia”所揭示的，这是全民集体的“红色失忆”。先是人为导致了全民的集体失忆，没有正确的历史观也就无法涵养出有信仰的民众；而无信仰的民众对历史的无感，加剧了历史的失忆，这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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